201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十大好书
及重大出版成果评比第一名
| 作者：蔡昉 主编 张晓晶 副主编
|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16183588
其他
【好书推荐】 蔡昉、张晓晶：《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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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主编：蔡昉（1956—），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和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理事长。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2009年获得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出版著作《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二十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
副主编：张晓晶（1969—），安徽池州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理事、学术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学术秘书。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多次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组织、编撰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参与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研究咨询工作。荣获的奖项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奖”以及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目 录
绪 论
一 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相区别
二 区别阶段性供给侧因素与周期性需求侧因素
三 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总量性刺激相区别
四 本书的逻辑与结构
第一章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二 改革新语境
三 新常态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小结：增强改革定力 保持改革韧劲
第二章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 中国增长的核算
二 ＴＦＰ下降与资源配置低效率
三 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章 改革红利的测算和改革的优先领域
一 引言
二 改革红利的理论逻辑
三 模拟“改革红利”
四 改革优先领域和改革方式
第四章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科技体制改革
一 科技体制改革影响创新驱动发展
二 党的十八大前的中国科技体制变迁
三 党的十八大前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及初步成效
五 总结性评论与相关建议
第五章 人力资本需求与教育改革
一 引言
二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增长源泉
三 人力资本积累与机器人技术赛跑
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的人力资本
五 教育发展可持续性与改革方向
第六章 金融改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
一 当前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
二 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
三 以金融改革和开放推动经济转型
第七章 对外金融开放的改革与排序
一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二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
三 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
第八章 全面构建中国财税体制新格局
一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二 税制改革：目标锁定于现代税收制度
三 预算改革：目标锁定于建立现代预算制度
四 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目标锁定于发挥两个积极性
第九章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经济新常态对国有经济提出新要求
三 现有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与存在问题
四 新常态下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与措施
五 结语
第十章 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
一 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与趋势
二 新常态下推进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三 新常态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战略
第十一章 深化服务业改革的挑战与对策
一 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新常态
二 我国服务业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 深化服务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第十二章 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一 劳动力市场规制与立法
二 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
三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
四 《劳动合同法》等法规的实施
五 总结
第十三章 医疗服务模式创新与医疗体制改革
一 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二 分级诊疗体系难成：医疗体制行政等级制之弊
三 发展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引领医疗服务体系改革
四 改革医疗服务体制的政策建议
精彩推介
《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究》专著是由蔡昉主编，张晓晶副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该专著由一个绪论和十三章组成，对中国发展新常态下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究。该专著梳理了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指出当前中国改革的新语境。提出在这个新语境下的改革思考，强调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和持续推进改革的重要性。在全球制度竞争与改革竞争的大背景下持续推进自身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逻辑。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该专著为经济改革发展指明了大方向。
绪 论
自2014年习近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新常态所具有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特征以来，这一深刻判断已经成为认识经济形势、找准主要挑战和着力施策的定盘星。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进程，新常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热门词汇，而是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和丰富，逐渐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认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国经济工作的总方向，将持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理论上更加准确理解和认识新常态，在实践中更加自觉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要把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放在世界经济大格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及正在努力实现的宏伟愿景中予以把握，形成更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框架，清晰界定相关的概念，厘清存在的模糊认识，才能明确工作思路，做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篇大文章。具体来说，需要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与世界经济呈现的新平庸之间、经济减速的阶段性供给侧因素与周期性需求侧因素之间，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总量性刺激政策之间做出明确区别。本绪论尝试对新常态与改革的关系做出初步的讨论，然后分若干板块简单介绍本书各章内容。
一、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相区别
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首次用“新平庸”描述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该组织也不断调低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2015年，鉴于世界经济仍然没有起色，拉加德再次强调，防止把新平庸变成新现实。不过，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与世界经济的新平庸，无论就形成原因还是就实际表现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触发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整体上复苏乏力，201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2.5%，仍然远远低于金融危机前2006年4.1%的水平。其中，发达国家中英美复苏相对强劲，美国也于2015年12月实施了9年多以来首次加息，但是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欧元区和日本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表现均不尽人意；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在巴西和俄罗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经济严重下滑，呈现滞涨特征的同时，印度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增长率逐渐企高（参见图1）。可见，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也或多或少被世界经济长周期所左右，全球经济整体表现出一种“新平庸”，但是，每个具体国家面临的制约因素并不相同。
图1 各国经济增长复苏态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 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 MKTP.KD. ZG。
不过，在世界经济表现出这种“远近高低各不同”风景的同时，仍可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那些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逐渐减少，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只能取得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以2014年为例，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低收入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低于1000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之间）平均增长5.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在4000-12000美元之间）平均增长4.5%，而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高于12000美元）平均增长率仅为1.7%。
也就是说，高速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赶超现象。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享有人口红利可以保证劳动力供给充分、人力资本持续改善、资本回报率保持较高水平，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技术后发优势带来的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一个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越来越具有新古典增长的特征，传统增长源泉减弱，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维持，增长速度减慢是符合规律的现象。
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和数据，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走过了从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再到中等偏上收入的赶超过程。例如，继2001年跨越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的分界线，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之后，2010年又跨越中等偏下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的分界线，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2014年为7590美元。这个人均收入提高的历程也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过程，与前述规律性有关，其中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恰好在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我们以往所做的计量分析表明，1982-2009年期间，在10%的GDP平均增长率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7.1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为0.8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的贡献为0.4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0个百分点（Cai and Zhao, 2012）。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以人口红利消失为突出特征的发展阶段变化，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二、把阶段性供给侧因素与周期性需求侧因素相区别
测算表明，如果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的增速因素，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从1978-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平均7.6%，并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由于按照定义，潜在增长率是指特定时期、给定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没有周期性失业，也没有明显通货膨胀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供给侧因素导致的。同时，引起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实际增长减速的供给侧因素，并不等同于供给不足，因此，供给侧施力也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供给。
有研究者认为，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因素，来自于与世界金融危机相关的外需不足，属于周期性因素（Lin, 2011）。因此，他们坚信通过从需求侧发力，可以期待经济增长形成一个V字形的复苏轨迹。但是，正如前述表明，表现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供给侧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并不能回归到原来的基点上。例如，以11种代表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与世界贸易的同一比重相比，可以得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自2000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13年总共下降了36%。
供给侧因素通过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是趋势性因素，是不能逆转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多体制性扭曲，从供给侧提高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是可以通过改革矫正的。综合这些可变和不可变的因素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不会硬着陆，而是将经历一个随发展阶段变化下行，随后通过改革赢得新的增长动力以遏止下行趋势，甚至改革红利还能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回升的L形轨迹。
下面，从供给侧看来看观察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具体导致经济减速的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确定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首先，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例如，农民工实际工资在2004-2014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11%，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同时，新成长劳动力即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量显著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也产生抑制生产率提高的效果。据估算，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自2004年开始即呈提高趋势，至2012年已经上升了40%（都阳，2014）。虽然国外媒体关于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已超一些发达国家的说法并不属实，但是，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从而国际竞争力的确在弱化。
其次，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呈现，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在很长的时间里支撑了投资驱动型的高速经济增长。而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了，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据学者研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明显加速，加总资本回报率常常会低于许多企业所支付的贷款利率（白重恩等，2014）。
第三，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如前所述，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重新配置的贡献。这个贡献率是在2010年以前外出农民工年增长4%的情况下达到的。2014年，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都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是主要的农村外出打工群体，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
最后，诸多体制性障碍提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越是在新常态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越是重要。然而，市场的作用不是抽象的，而要通过各种具体的功能和机制得以发挥。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政府管制过度、审批过程繁琐、税费负担以及社保缴费率过重、融资渠道不畅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的歧视性待遇等问题，都严重妨碍着市场的良好运作，提高了企业面对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客观上产生着抑制微观领域创新的效果。
三、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总量性刺激相区别
在新常态下，传统增长源泉以一种急速的方式弱化，而新增长动力并不会自然而然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培养。例如，直接影响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资本回报率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但是，可支撑持续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提高，甚至还会因为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变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未及消化等因素，呈现降低的趋势。
为了避免过急过陡的增速下滑，宏观经济政策保持适度宽松是需要的。但是，超过这个“适度”范围的强刺激，使实际增长率长期处在潜在增长率之上，则会造成欲速不达的结果。首先，在比较优势下降的情况下，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的效果也相应减弱。如果依靠补贴等办法吸引企业贷款，往往形成过剩产能，甚至造就僵尸企业。其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的，这类投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超出补短板的限度，也会造成产能过剩，积累政府债务风险。第三，刺激政策释放出的货币量往往被投资性需要所吸纳，外溢到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易产生泡沫的领域，积累起金融风险。归根结底，刺激政策并不能培育出新的增长动力源，保持增长可持续性的着力点必须放在供给侧，着眼于通过改革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瞄准导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性障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高杠杆率和僵尸企业进行存量调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杜绝和防范在增量上造成循环往复。创新发展的要义是“创造性破坏”，这个过程把资源从低效使用转到更高效使用，因此，创造和破坏都可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允许破坏才能将创造性破坏转化为创造性创新。有研究表明，通过使无效率企业退出甚至死亡，让更有创新性的企业进入和成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可高达1/3到1/2（Foster et al., 2008）。
其次，从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入手，从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改革红利的领域率先推进改革。结构性改革与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行政审批、财税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改革，都具有显著的改革红利。
最后，完善社会政策托底民生的功能，把改革红利融入共享发展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固然需借助创造性破坏机制，然而，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必须破坏，物质生产要素的无效配置格局需要破坏，甚至与之相关的岗位也可以破坏，唯独劳动这个以人为载体的生产要素不能破坏。因此，越是在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时刻，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任务越是紧迫。加大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覆盖率和力度，更是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本书的逻辑与结构
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探讨如何从供给侧认识适应新常态，以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本书中的各章内容，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经济学家从各自领域，尝试回到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本着对迫切需要推进和破题的改革领域及其优先序的理解，我们对本书按照六个板块做了如下结构安排。
第一个板块是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张晓晶撰写的第一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张晓晶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语境，做出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从重建改革共识、完善改革动力机制、实现改革的利益平衡和激励相容、重视改革的机制设计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强调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和持续推进改革的重要性；提出在全球制度竞争与改革竞争的大背景下持续推进自身改革，是中国改革最重要逻辑的观点。
第二个板块是关于结构性减速以及如何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获得改革红利。这部分包括了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是张平、袁富华撰写的《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陆旸、蔡昉撰写的《改革红利的测算和改革的优先领域》。张平等采取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中国经济分结构性减速，发现各项经济增长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从增长高峰期近3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现在的17%；提出通过科教文卫的事业单位体制等第三产业体制改革，提升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和效率，垄断、行政化或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的政府行政体制和国企改革，纠正错配提高效率，改善分配提高消费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陆旸等以人口红利的消失为基准，从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几个角度，通过计量经济学模拟并实际测算了改革红利，即上述效果可能产生的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幅度，从而为坚定改革信心和改革决心提供经验依据。
第三个板块是关于如何实现创新发展的讨论，包括李平、王宏伟、蔡跃洲撰写的第四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科技体制改革》和蔡昉撰写的第五章《人力资本需求与教育改革》。李平等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形成，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显；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减少科技创新面临束缚和障碍的政策建议。蔡昉揭示了正在出现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机器人技术之间的竞赛，指出只有靠更好的劳动者素质才能赢得这场竞赛；进而概括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人力资本需求的特点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回报的特点；针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挑战，从资源配置和个人、社会、政府责任等方面，对教育发展和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第四个板块是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和开放以及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殷剑峰撰写的第六章《金融改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张斌撰写的第七章《对外金融开放的改革与排序》和高培勇撰写的第八章《全面构建中国财税体制新格局》。殷剑锋指出三个改革方向，即从政府主导的金融约束体系转向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金融自由化体系、从银行导向的体系转向资本市场在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银行和市场相互融合的（资本）市场导向体系，以及以人民币成为关键储备货币为目标，建设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支撑作用的开放金融体系。
张斌主要讨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资本项目改革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改革开放措施的具体方式和次序安排，即改革的合理次序安排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优先，近期宜采取宽幅波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主要内容是将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设立主权外汇养老基金，以此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和还汇于民；人民币国际化和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放在改革进程后半段，资本项目开放以渐进试点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高培勇指出新常态决定了下一轮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新背景，即在劳动生产率增速以及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财政收入的增速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推进财税改革。他把税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为现代税收制度、预算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目标定位为有利于发挥两个积极性，并从上述几个方面提出了改革任务和推进方式。
第五个板块是关于三个具有特殊重要性领域的改革，包括黄群慧撰写的第九章《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魏后凯撰写的第十章《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 》以及夏杰长撰写的第十一章《深化服务业改革的挑战与对策》。黄群慧提出基于功能定位分类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基于国家战略性标准和公共服务性标准选择调整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和优化市场结构双重目标来协同推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魏后凯揭示城乡一体化格局呈现出的新趋势，即城镇化增速和市民化意愿下降、城乡差距将进入持续缩小时期、要素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从城市偏向转向农村偏向政策，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采取系统集成的一揽子方案，而不能采取零敲碎打的办法。夏杰长指出服务业体制机制僵化直接制约了我国服务业快速健康有序发展，服务业体制改革应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创造必要的配套条件，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
第六个板块是关于民生领域的改革，包括王美艳、贾朋和蔡昉撰写的第十二章《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朱恒鹏撰写的第十三章《医疗服务模式创新与医疗体制改革》。王美艳等指出，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正是比较完整的社会保护机制形成的机会，即以政府和社会为主体，通过发育富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人们面对的就业风险，提高居民保护自身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能力，进一步降低贫困发生率和减少脆弱性。朱恒鹏指出，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关键，是建立适合医疗卫生行业的人事薪酬制度，扫除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将医生由单位人转型为社会人，同时放开医生开办医疗机构的自主权；通过发展以互联网医疗为代表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倒逼传统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分工分类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医疗服务体系的弯道超车，促进中国健康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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